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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最新目录 | 2020年第10期

公共管理共同体 公共管理共同体 2022-08-24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最新目录 2020 Issue 10



期刊影响因子趋势图

2019JIF=4.221

期刊简介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是一本同行评审的国际性期刊(月刊),现任主编为爱丁堡大学的史蒂芬·奥斯本(Stephen P. Osborne)教授。期刊关注的关键议题有社会政策、跨部门关系、新公共管理范式评价与批判、治理制度和流程等。在2019年JCR最新的SSCI公共管理类收录期刊排名中,PMR位列第2名;在2020年谷歌学术最新的公共管理国际期刊排名中,PMR位列第2名PMR 2020 Issue 10共有7篇论文。

本期目录
1. Engag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culture and mandates,通过技术参与:行政文化和授权的作用
2. Race and the public foundation grants marketplace: the differential effect of network status in communities of colour ,种族和公共基金会资助市场:有色人种社区中网络地位的差异影响
3. Issue-specific knowledge and willingness to coproduce: the case of public security services,特定问题的知识和合作生产意愿:公共安全服务的案例
4.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determinants of the type of governance structure,公私伙伴关系:治理结构类型的决定因素
5. The role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professionals: the effects of gender, educational field, and prior job sector,政府专业人员的角色认知:性别、教育领域和以前就业部门的影响
6. Exploring the motivational bases of public mission-driven professions using a sequential-explanatory design, 使用顺序解释设计探究公共使命驱动型职业的动机基础
7. Human resource devolution, decoupling and incoherence: how line managers manage gender equality reforms,人力资源的下放、脱钩和不连贯:直线管理人员如何管理两性平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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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题:Engag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culture and mandates,通过技术参与:行政文化和授权的作用

2. 作者:Fengxiu Zhang,Mary K. Feeney(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3. 摘要: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政府在利用实施ICT技术以促进参与方面取得的成效却并不显著。本文研究了行政文化和正式制度如何与官僚主义和参与有关的ICT技术的采纳和使用相互作用。利用美国市政部门的全国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官僚主义优于公民参与的价值观和ICT技术的采用及参与度呈现负向影响。法律授权能够增加ICT技术的采用率,但不会提高公民参与度。调查结果凸显了行政文化的关键作用,并提出了关于利用法律授权来促进参与的问题。

4. 关键词:ICT;行政文化;正式授权;公民参与

5. 研究背景:ICT技术结合了通信和信息功能,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对话提供了便捷渠道。政府可以使用一系列ICT技术来吸引公众参与,从而探索公众需求、实现反复对话、增强政府公信力。然而,大量研究发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充分利用ICT技术的交互功能,仅停留在发布信息的层面,无法征求和调动利益相关者的投入、协作和合作生产。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政府利用ICT技术来改变参与进程和推进民主目标呢?对政府而言,行政文化和制度的嵌入可以塑造技术的设计、采纳和使用。因此,要想厘清为公众参与而采纳和使用ICT技术背后的机制,需要了解技术所嵌入的组织和机构环境。

6. 研究假设:

H1:官僚主义优于参与文化的价值导向会对ICT技术的使用产生负向影响。

H2:官僚主义优于参与文化的价值导向会对公共参与相关的ICT技术的使用产生负向影响。

H3:官僚主义优于参与文化的价值导向会对效率产出相关的ICT技术的使用产生正向影响。

7. 研究数据和方法:数据来源于2016年针对政府内部技术使用的全国调查研究,调查对象为美国500个城市(城市人口规模在2.5万-25万之间)的5个部门领导,包括来自市长办公室、社区发展、警察、财政、公园和娱乐相关领域的主任或副主任。调查时间段为2016年9月27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共收到来自385个城市的667份有效问卷,问卷答复率为30%。本文利用了泊松模型以探究变量与参与相关的ICT技术使用之间的关系,利用负二项模型以探究变量与效率相关的ICT技术使用之间的关系。

8. 研究结论:(1)官僚主义导向的政府部门往往认为ICT技术阻碍了办事效率,因此不太可能采用相关技术;与ICT技术相比,他们认为可能存在更好的工具来实现效率和有效性,如数据共享和工作协作工具;(2)官僚型政府比参与型政府所采用的ICT技术更少,但正式授权的影响将会增加ICT技术的采纳和使用;(3)随着ICT技术使用的增加,这些技术工具在公众参与中的使用程度并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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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题:Race and the public foundation grants marketplace: the differential effect of network status in communities of colour ,种族和公共基金会资助市场:有色人种社区中网络地位的差异影响

2. 作者:Laurie E. Paarlberg(印第安纳大学和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分校),Jasmine McGinnis Johnson(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学院),Bryce Hannibal(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

3. 摘要:公共政策日益依赖于私人慈善行为来满足社区需求。然而,位于有色人种社区的非营利组织在私人捐赠市场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本文探讨了两个大都市社区中有色人种社区中的受赠人位置、董事会网络和公共基金会赠款规模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表明,更大、联系更密切的网络与更多的拨款有关。然而,位于有色人种社区的非营利组织具有更小、联系更不紧密的网络。这些发现证实了网络连接在资助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4. 关键词:慈善事业;公平;网络

5. 研究背景:随着公共政策越来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来提供公共服务,非营利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目前,非营利资源通常集中在较为富裕的和以白人为主的社区。是什么导致了慈善资源分配的区域差异?根据现有研究,我们认为地理位置限制了组织网络,从而影响了资助的分配。位于有色人种社区的非营利组织拥有较小规模、较不紧密的董事会网络,这限制了他们在资助市场上发挥作用。公共基金会是一种非营利组织,主要利用个体或公司自愿筹集的资金进行捐赠。本文认为,随着政府日益以慈善伙伴来满足当地社区的需求,种族、地位和慈善等问题对公共管理具有重要影响, 本研究试图提高我们对网络特征、特定地理位置的种族特征和拨款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理解。

6. 研究假设:

H1a:位于有色人种社区的组织拥有更小的网络,且与位于以白人为主的社区的组织相比,网络的连接更弱。

H1b:规模小、联系不紧密的网络会减少资助市场的成功。

H2:有色人种社区能够缓和网络特征和所获资助之间的关系。网络特性对位于有色人种社区的非营利组织的赠款结果的影响要比位于以白人为主的社区的非营利组织的赠款结果的影响小。

7.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美国非营利组织信息库GuideStar。我们从该信息库2012年美国国税局为免税组织制定的990表格中收集每个资助人的资助数据和董事会数据,同时从2010和2009年990表格中收集董事会成员姓名及相关数据。最终获取了包含20601个董事会成员信息的数据库。此外,财政和组织相关的统计信息则来自于NCCS业务主文件。本文使用路径分析法来检验中介假设,该方法是基于一系列的OLS区域分析。

8. 研究结论:(1)有色人种社区与受资助者网络规模的减少有关,且有色人种社区也减弱了受资助者相互联系的紧密性;(2)网络特性对位于有色人种社区的受资助者无显著影响,地理位置、网络规模和网络质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因此,网络特性对于有色人种社区的受资助者和以白人为主社区的受资助者来说,具有同样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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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题目:Issue-specific knowledge and willingness to coproduce: the case of public security services,特定问题的知识和共同生产意愿:公共安全服务的案例

2. 作者Youlang Zhang(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Xinsheng Liu(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Arnold Vedlitz(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

3. 摘要:本研究主要探讨特定问题的知识在公民关于共同生产公共服务的决策中的作用。我们认为,特定问题的知识增加了共同生产中公民的感知利益,降低了他们的感知风险,从而提高了他们共同生产相关公共服务的意愿。基于国家安全问题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对2012年至2016年7次恐怖袭击事件了解更多的公民,更支持在机场实施更严格的筛查程序,也更支持在购买枪支时进行更严格的背景检查,尽管他们需要承担额外的等待时间或隐私成本。

4. 关键词:问题知识,公民共同生产,公共安全服务

5. 研究背景:共同生产指的是公民与专业服务代理共同参与提供政府服务的过程。共同生产活动通常要求公民承担额外成本,如时间、资源或公民自由。为什么有些公民更愿意参与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以往研究表明,政府和公民双方的多种因素(如组织文化、制度兼容性、公民价值观、风险规避等)可以塑造公民参与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态度和行为。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特定问题知识在塑造公民共同生产选择中的作用,也较少探索国家层面的共同生产活动。利用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本文则着重于特定问题的知识如何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意愿。

6. 研究假设:

H1:受到暴力袭击的次数越多,公民对更严格的机场检查程度的支持越强烈。

H2:受到暴力袭击的次数越多,公民对枪支购买进行更严格的背景审查的支持越强烈。

H3:已确认的恐怖袭击的次数越多,公民对更严格的机场检查程度的支持越强烈。

H4:已确认的恐怖袭击的次数越多,公民对枪支购买进行更严格的背景审查的支持越强烈。

7.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本研究主要利用了2016年全国公共调查“独狼恐怖主义的风险感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所收集的数据。该项调查由Gfk海关研究公司于2016年5月展开,调查对象主要是18岁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共收集了1730份问卷,回复率为61%。鉴于因变量的顺序性质,本文主要使用有序logit模型来验证上述假设。

8. 研究结论:(1)被调查者的暴力袭击记忆次数与共同生产意愿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特定问题的知识对公民共同生产公共服务的意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2)当被调查者受到已确认的恐怖袭击次数增加时,其对于更严格的机场安检或更严格的枪支购买背景审查的共同生产意愿将更加显著和积极;(3)针对特定问题的知识,相比于支持更严格的机场安检,被调查者对于支持更严格的枪支购买背景审查的影响程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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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题: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determinants of the type of governance structure,公私伙伴关系:治理结构类型的决定因素

2. 作者:Jorge Fleta-Asín(萨拉哥萨大学西班牙经济与商业学院),Fernando Muñoz(萨拉哥萨大学西班牙经济与商业学院),Jorge Rosell-Martínez(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科学系)

3. 摘要:尽管公私合作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中广泛存在,但许多调查普遍将其视为一种单一的治理模式,而忽视了它们的不同形式。本文研究了公私合作关系最终所采用的具体形式的决定因素。我们使用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TCT)分析了从1997年到2017年110个发展中国家的11821个公私合作关系。结果表明,特定投资的金额越大,实施的环境越不利,公私合作关系越倾向于采取私营方有更大程度的控制的形式。

4. 关键词:公私合作关系;治理结构;交易成本理论;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

5. 研究背景:公私合作关系允许公共部门将风险外包给私营部门,利用私营部门的技能、经验和技术提高公共资产的运作效率,同时政府可以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但公私合作关系也会产生隐藏公共债务、制造额外成本等问题。现有研究侧重于识别公私合作过程中的风险或关键因素,但未能考虑到公私合作关系的不同形式、具体风险来源以及提供服务的具体特征和不确定性等。交易成本理论能够弥补上述研究缺陷,因此本研究利用该理论以探究不确定性的来源和交易特征如何影响公司合作关系的具体形式。

6. 研究假设:

H1a:实施PPP的外部不确定性越高,私营部门对PPP的控制程度越高。

H1b:合同执行的不确定性越高,采用的PPP类型对私营部门的控制程度就越高。

H1c:实施PPP的公共政党的行为不确定性越高,采用的PPP类型对私营政党的控制程度就越高。

H2:交易的资产专用性越高,采用PPP的类型对私人部门的控制程度就越高。

7.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本研究使用了世界银行公私合作项目数据库(WBPD)以及传统基金会在上一个投资年度为国家一级编制的索引。WBPD仅从公开来源收集信息,包括商业新闻数据库、行业出版物、政府网站和报告。其他数据来源于110个发展中国家不同部门的11821个基础设施项目,数据收集时间为1997年至2017年。鉴于因变量——治理结构具有有序特征,本研究使用有序逻辑回归以检验假设。

8. 研究结论:(1)资产专用性会影响交易管理方式,具有更强的资产专用性的PPP倾向于采用合同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执行投资的一方(私人方)拥有更大程度的控制权;(2)环境的不确定性能够影响PPP的类型;(3)合同执行的不确定性与法律框架相关,交易发生的监管框架给予的保护越多,私营政党就会越多地委托给在此制度框架控制下的市场;(4)如果订立合同的法律背景能够保证合同的充分执行,公众行为的不确定性对于PPP可能影响微弱。在缺乏法治的情况下,公众行为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严重阻碍PPP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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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题:The role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professionals: the effects of gender, educational field, and prior job sector,政府专业人员的角色认知:性别、教育领域和以前就业部门的影响

2. 作者:Jaclyn S. Piatak(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系),James W. Douglas(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系),Ringa Raudla(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

3. 摘要: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SM)及对该领域文献的需求表明特定的个体被号召进公共服务这一领域中。在高级行政级别,政府专业人员可以被要求为社会利益提供发言权或制定新的政策议程。然而,我们对于是什么影响了高层行政人员的角色认知了解甚少。为了了解高层行政人员如何看待自己在政府中的角色,本研究分析了 19 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性别、教育背景和以前的就业部门社会化塑造了有关决策和为社会提供发言权的角色观念。

4. 关键词:角色认知;性别;公共部门差异;教育领域

5. 研究背景:无论是由于公共服务动机还是因服务需要而被吸引到公共服务部门,政府雇员进入公共服务都是有原因的。跨越30个国家,Bullock,Rainey和Stritch(2015)发现,政府雇员更有可能因其社会影响而感到得到回报,并受到亲社会动机的驱使。政府雇员倾向于重视重要、具有挑战性、服务于公共利益并帮助他人的工作。但大多数研究对政府雇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而在高层行政人员中任职的呼吁却知之甚少。此外,学者们强调需要开展研究以衔接公共服务动机并呼吁为文献服务,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流(research streams)是截然不同的。

6. 研究内容:哪些个人特征会影响高层行政人员在政府中的角色?我们通过研究高层行政人员的两种角色观念将服务呼吁和公共服务动机文献联系起来,这些看法反映了他们的服务呼吁并与公共服务动机的两个维度重叠。

7. 研究假设:

H1a:与拥有其他领域学位的政府专业人员相比,拥有公共行政或政治学学位的政府专业人员更有可能将其角色视为为社会发声。

H1b:与拥有其他领域学位的政府专业人员相比,拥有公共行政或政治学学位的政府专业人员更有可能将其角色视为政策制定者。

H2a:女性比男性更可能认为她们在政府中的角色是为社会发声。

H2b:女性比男性更可能认为她们在政府中的角色是政策制定者。

H3a:与以前在私人部门工作的政府专业人员相比,具有非营利部门经验的政府专业人员更有可能认为他们在政府中的角色是为社会发声。

H3b:与以前在私人部门工作的政府专业人员相比,具有非营利部门经验的政府专业人员更有可能认为他们在政府中的角色是政策制定者。

8.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了COCOPS项目的数据。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COCOPS欧洲公共部门改革高管调查》:对19个欧洲国家公共部门高层行政人员的大规模原始调查。该调查针对来自这些国家/地区的25044名高层行政人员,答复率为28.3%。研究使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假设。

9. 研究结论与其他学位相比,具有公共行政或政治学教育背景的政府专业人员更有可能看到他们作为决策的角色。性别也会影响角色观念,与男子相比,妇女更可能看到她们的作用为社会发声;然而,在决策方面没有发现性别差异。最后,以前的工作部门社会化会影响角色观念。以前在非营利部门工作的政府专业人员认为,他们的作用既是为社会发声,也是决策,但那些也有营利性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在进入公共部门之前,他们不太可能看到他们作为决策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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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题目:Exploring the motivational bases of public mission-driven professions using a sequential-explanatory design, 使用顺序解释设计探究公共使命驱动型职业的动机基础

2. 作者:Paola Cantarelli(意大利比萨圣安娜大学),Nicola Belle(意大利比萨圣安娜大学),Francesco Longo(意大利博科尼大学)

3. 摘要:本研究解释了推动公共部门专业人员在从事使命驱动工作中的偏好的激励力量。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两个离散的选择实验和定性调查表明,护士更喜欢加班时间少、工资高、职业能见度高、社会影响大、与病人接触频繁、自主性高的工作。结果还强调,无条件地管理更多下属可能是不可取的。其影响不仅限于护理,还延伸到危机中的其他公共职业,并讨论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在更广泛的人力资源管理文献中的作用。

4. 关键词: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使命驱动型职业;卫生保健提供;自觉理论;混合方法

5. 研究背景:对使命驱动型职业的激励基础的研究正受到社会科学家和从业人员前所未有的关注。特别是在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公共服务激励的概念近年来吸引了学术关注并激发了激烈讨论。虽然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已成为一个增长行业,但公共服务动机结构的狭窄加上方法上的局限性,例如随机对照试验的缺乏和混合方法设计,迄今为止,一直阻碍对推动公共部门专业人员在任务驱动型工作方面偏好的动机因素的全面因果理解。

6.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这项研究旨在通过运用自我决定理论和顺序解释性混合研究方法,调查在公共地方卫生当局工作的护士和护士经理样本的工作偏好,以减少这种知识差距。两个离散的选择实验提供工作选择的动机决定因素的一次快照,允许估计各种激励力如何独立和同时影响偏好。定性调查阐明了关于工作架构如何满足个人心理需求以及工作动机是一种稳定的特质还是一种动态状态的争论。

7. 研究假设:

H1:护士更喜欢需要较少加班时间的工作。

H2:护士更喜欢薪水较高的工作。

H3:报告/监督员工的数量对护士的工作偏好没有影响。

H4:护士更喜欢有更多机会获得公众认可的工作。

H5:护士更喜欢对受益人有较大影响的工作。

H6:护士更喜欢为更多的人创造福利的工作,而不是更少的受益者。

H7:护士更喜欢与受益人接触更频繁的工作。

H8:护士更喜欢在决策时提供更多的自主权的工作。

H9:护士更喜欢需要有趣/参与的工作,而不是无聊/日常任务。

8. 研究结论:结果表明,加班、工资、工作影响、受益人人数、与受益人接触的频率、自主性、工作享受同时影响专业人员的工作选择。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接触受益人可能是人类学意义的一部分,护士被社会化,专注于他们个人和与病人的直接接触,并在繁琐的手续和等级下受苦。在西方的医疗体系中,护士可能会因为工作变动、情绪压力和与许多不同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环境的强烈相互依赖而感到压力。他们并不希望增加工作时间,而是寻求更少的例行公事,更个性化的护理,并直接专业地满足病人需求。相反,公众认可的机会并没有改变工作的吸引力。事实上,受访者往往寻求公众对整个职业的更高认可度。最后,下属人数成为护士偏好的一个不相关因素,因为它降低了关系的强度和频率,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护士来说,这是一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属性,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角色的核心任务。协调一小群同事可能被视为一种使下属能够更个人化和更直接地受到影响的领域。因此,可以加强对职业赋权的看法。对激励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专业人员愿意用工资来换更多受益人、更多的自主权、更大的工作影响和更少的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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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题目:Human resource devolution, decoupling and incoherence: how line managers manage gender equality reforms,人力资源的下放、脱钩和不连贯:直线管理人员如何管理两性平等改革

2. 作者:Sue Williamson(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Icon,Linda Colley(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法律与商学院),Icon &Meraiah Foley(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

3. 摘要: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权力从中央人事机构下放给一线机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进一步移交给一线管理人员。虽然权力下放具有令人钦佩的目标,但它也造成了困难,因为管理人员没有经过足够的人力资源管理培训。本文通过最近两性平等改革的视角来审视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中的这些困难。本文认为,人力资源管理权力下放的实施造成了政策和实践的脱钩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连贯性,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提出了新的政策,但没有有效地传达给一线管理人员,没有有效执行,也未得到监测。

4. 关键词:公共部门;中层管理人员;新公共管理;人力资源专业人员;两性平等

5. 研究背景:“让管理人员管理”是公共行政改革中众所周知的恳求,也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结构和流程改革的核心原则。然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权力的下放似乎一直充满挑战。对权力下放的早期回顾注意到中央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问责问题,没有人负责监测整个服务的趋势或劳动力的质量、成本和生产率。1990年代初的一些调查结果在今天是正确的,特别是对两性平等责任执行不均衡的批评。这一点在目前的结果中显而易见,因为妇女在公共服务方面在工作价值、机会和职业发展方面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本文认为这种持续存在的不平等部分原因就是复杂的问责制。几十年来学者们注意到,直线管理人员通常未受过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流程方面的训练,也无法高效和有效地承担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职责。然而,对于下放环境中的直线管理人员如何实施两性平等改革,目前的研究较为缺乏。

6. 研究问题:本研究利用当前两性平等改革的特殊例子,探讨直线管理人员如何在这个下放的环境中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改革。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他们是否有能力承担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责任,推进两性平等改革?或者,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实践脱钩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在这个下放的人力资源管理环境中的存在有限,他们是否面临着挑战?

7.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本文运用Bromley and Powell(2012)的一般脱钩框架、Pichault(2007)的研究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具体框架进行案例分析。分析数据来源于四个公共服务管辖区近300名公共服务主管和管理人员的访谈和焦点小组的数据。

8. 研究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源管理流程中的脱钩和不连贯之间有着共生关系,因为这些过程相互强化。脱钩最初发生在政策与执行之间,这加剧了现有的不连贯性,使手段-目的(means-end)的脱钩不可避免。将人力资源管理权力下放给直线管理人员将继续带来重大风险,除非同时得到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和组织支持的更多支持。公共部门案例研究机构和个别管理人员致力于促进两性平等,但是,缺乏人力资源管理业务主管专门知识和机构力量阻碍了变革举措。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在下放的环境中进行管理也意味着脱钩可能会继续。尽管目的和意愿是好的,但权力下放的陷阱超过了实现两性平等的单独进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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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梅宏 林煜茜

审核校对:翁晨源 谢根瑞 张晓会 王莉君 谭健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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